五经博士是汉武帝建元五年始置的，当时《春秋》只列《公羊》一家。东汉灵帝时的熹平石经也只刻《春秋》和《公羊传》。唐初孔颖达撰《五经正义》，却没有了《公羊传》，而只选定了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（杜预注）。唐初李淳风等编撰的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说：

晋时，……《穀梁》范宁注，《公羊》何休注，《左氏》服虔、杜预注，俱立国学。然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但试读文，而不能通其义。后学三传通讲，……至隋，杜氏盛行，服义及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浸微，今殆无师说。

可见到了唐初，《公羊传》的研习几成绝响。但《公羊传》仍列于“九经”（《初学记·经典》），贞观二十一年诏，将卜子夏、公羊高、何休与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与颜子俱配享庙堂。唐文宗开成年间所刻石经，也并列《春秋》三传。玄宗天宝末年，啖助“善为《春秋》，考三家短长”而“好《公》《穀》二家”，“缝 补缺”，十年而成《春秋集传》（《新唐书·儒学传》）。德宗、宪宗之际，殷侑又专为《公羊传》作注，被韩愈赞为“味众人之所不味”（《遗殷侍御书》）。特别是晚唐时徐彦为何休的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作疏，更使《公羊》学有所发展。至于文人引《公羊传》论辩作文者，亦时或可见，如张柬之驳王元感“论三年之丧以三十有六月”之说，即引《公羊传·文公二年》讥丧娶之文及何休《解诂》，指出“三年之丧二十五月，自古则然”（《新唐书·儒学传》）。又如柳宗元《驳复仇议》，也引《公羊传·定公四年》“父受诛，子复仇，此推刃之道”一段作为论据。总之，有唐一代，研究《公羊传》、读《公羊传》的人虽然少，却是不绝如缕。

自宋至明，是《公羊传》比较沉寂的时期。宋代陈德宁有《公羊新例》十四卷，除此之外，治《公羊》学而有所著述的殆不见于史。南宋高宗时，太常少卿吴表臣奏行明堂之祭，当时徽宗尚未祔庙，被誉为“学术深博”的朱震据《公羊》义为陈其非。除此之外，也绝少有人在朝廷上提到《公羊传》。继承前代作综合三传工作的人是有的，如吴孜有《春秋折衷》十二卷，王日休有《春秋三传辨失》三卷，王应麟有《春秋三传会考》三十卷，陈藻、林希逸有《春秋三传正附论》十三卷等。至元代，黄泽考核三传，以《左传》为脉络，作《三传义例考》；程端学作《三传辨疑》。明代的赵汸，是黄泽的弟子，以闻于黄泽者为《春秋师说》三卷，复广之为《春秋集传》十五卷。此外，魏靖国有《三传异同》三十卷，都是综合研究三传的著作。这些工作，为清代对《公羊传》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打下了基础。

清代是《公羊》学又一个兴盛时期。乾隆年间，孔广森著《春秋公羊通义》十一卷，序一卷。《清史稿》本传说他“旁通诸家，兼采《左》、《穀》，择善而从”，“凡诸经籍义有可通于《公羊》者，多著录之”。《春秋公羊通义》是清代《公羊》学的一部代表作。其后，马宗琏有《公羊补注》一卷，凌曙有《公羊注》十七卷、《公羊礼疏》十一卷，刘逢禄有《公羊春秋何氏释例》三十篇，陈奂有《公羊逸礼考证》一卷，陈立有《公羊义疏》七十六卷，包慎言有《公羊历谱》十一卷，龚自珍有《春秋决事比》一卷，王闿运有《春秋公羊传笺》十一卷，康有为有《春秋董氏学》、《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》等。一时，对《公羊传》的研究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。而康有为《公羊》学的托古改制，又成为儒学近代化的前奏。

三《公羊传》以阐释《春秋》的义理为主，兼涉研讨《春秋》的文理和介绍有关的史实。

阐释《春秋》的义理。

《公羊传》的主要内容，是解释《春秋》的“微言大义”。大别之，可概括为恶恶、善善、尊尊、亲亲、贤贤、贱不肖几个方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