塔齐布这只曾国藩的左膀离他而去，他还未从悲痛中复苏，又一个更重大的打击来了。这就是罗泽南的出走。

事实上，从曾国藩创建湘军到1855年的酷夏，曾国藩所依仗能打的人只有塔齐布和罗泽南。

塔齐布尸骨未寒，罗泽南就颠颠地跑来，和曾国藩谈论一个极有前景的大计划。罗泽南这段时间忙得四脚朝天，四个月前，他在南康和九江察看多次后，像发现外星生物一样的跑去对曾国藩说：“太平军上控制武汉，下占据南京，湖口乃中游要塞，其志在必得。纵然咱们攻克湖口，也难以据守，更不能摆脱与之相持长江中断的被动局面。要想打破僵局，改变目前半死不活的被动地位，必须回师上游，攻克武汉。而要攻克武汉，又必先据其上游的崇阳、通城、咸宁一带，以锤击武汉的后背。”

曾国藩思考了许久，确信罗泽南的计划没错，但他就是不肯痛快地答应。原因有二。第一，其时，他正和陈启迈的矛盾激化，其中一个激化点就是他罗泽南；第二，罗泽南去武汉，除了战略目的外还有私人目的，那就是增援上任不久的湖北巡抚胡林翼。

本来，胡林翼是湘系，他成为湖北巡抚，是湘军福星高照。胡林翼一直想拿下武昌，无奈兵寡将少，始终不能如愿。曾国藩不是不想支援胡林翼，奈何他是泥菩萨过江。正如儒学理念告诉他的那样：人，先要为己才能成己，能成己才可成人。一个人自身还难保，就要去拯救、解放别人，这是神经错乱。

胡林翼曾给曾国藩写过求救信，他的见解和罗泽南一样，认为曾国藩不该对九江和湖口较劲，咱们是在打仗，不是在斗气。曾国藩向胡林翼诉说衷肠：非是我较劲，如果我从九江、湖口撤军，那我在江西就没法活了。

胡林翼叫起来：“兄弟，湖北就是你的家。”

曾国藩轻轻摇头，他需要的不仅是个歇脚地，还有颜面。

最终，理智战胜颜面，他同意罗泽南分兵离开九江，先试试看。1855年三月，罗泽南带领他的精锐兵团从九江拔营，逼向广信、义宁，几个月来，罗泽南马不解鞍，人不卸甲，和太平军展开野战、攻坚战、麻雀战、奔袭战、突袭战，但成绩让人实在提不起兴趣，罗泽南攻陷一城，前脚刚走，太平军就再度夺回。

曾国藩得知罗泽南陷入这种泥泞后，写信鼓励他：我平生坚信八个大字——志之所向，金石为开。若能坚持到底，坚忍不拔，一百次失败后就是成功。

这封信如同鸡血，罗泽南浑身充满了野兽般的力量，1855年七月十五，也就是塔齐布准备全线进攻九江的那天夜里，罗泽南奇迹般的攻陷义宁。塔齐布死后的第三天，罗泽南从前线发来两封信，一封是很遗憾塔齐布的阵亡，另一封则是决定大踏步去勾勒他的宏图。就是说，他要彻底离开曾国藩，单枪匹马去湖北冲锋陷阵，为湘军铸造荣耀。

曾国藩看了罗泽南的信后，陷入死一样的沉思。直到肚子咕咕叫时，才被迫醒转。他无精打采地又翻阅了罗泽南的信，就在他心如乱麻时，刘蓉拉着李元度来了。

曾国藩向二人诉说罗泽南问题，刘蓉想了一想说道：“应该走也不应走。”

这是辩证法，辩证法的好处就是，永不会错，曾国藩则认为这是中庸，不偏不倚，其实体现了一个“和”字，和稀泥的“和”。

罗泽南应该走，刘蓉认为有如下理由：增援武昌就是增援咱们的人胡林翼，胡林翼如果在武昌覆灭，那咱们湘系就要失去湖北这块地盘了。

在这点上，曾国藩比刘蓉理解得更深刻。胡林翼刚被任命为湖北巡抚，正是展现亮点的时候，如果能收复武昌，那对胡林翼和湘军实在是其乐无穷的大好事。

李元度不同意刘蓉的观点：“胡林翼在武昌外围已将湘军水师发展到十个营的兵力，他自己就能搞定武昌，罗泽南去干甚？”

刘蓉叹气道：“他的部队都是水师，没有得力的陆军配合，水师在武汉难以立足啊。”

李元度没有反应，曾国藩也保持沉默。刘蓉很自豪地继续开口：“第二点，罗泽南也非去不可。胡林翼的密友左宗棠是骆秉章的心腹，操控湖南军政大权。如果您不允许胡林翼之请派罗泽南援助湖北，必然开罪左宗棠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”

李元度恼了，他不是讨厌左宗棠，而是觉得刘蓉把左宗棠神化了。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刘蓉已急转直下：“罗泽南也有不能去的理由，而且非常充分。塔齐布刚死，罗泽南又要远走高飞，如有不测，更赖何人？所以我坚决反对罗泽南离开。但不离开，这盘棋又不好下，真是两难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