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有凑巧，邻里中有个明朝天启宰相朱国桢的后代，因家中贫困，想

事有凑巧，邻里中有个明朝天启宰相朱国桢的后代，因家中贫困，想把家藏朱国桢《明史》稿本出卖。庄廷闻讯，便用一千两银子买了下来。

可是，　朱国桢的《明史》缺了崇祯一朝的史实，庄廷组织了江、浙名士茅元铭、吴之铭等十多人，对朱氏《明史》加以增补润色，编成一本《明史辑略》，算是自己的著作。

不久，庄廷死了，他的父亲庄允城将此书刻印，花钱请名人李令皙作序，把参与编写的人都列名书中。为了提高书的身价，又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，将查继佐、陆圻、范骧作为“参阅者”，也擅自列入。

庄廷的岳父朱佑明，对书的刻印曾赞助不少钱，要求书板刻上“清美堂”三字。清美堂乃是明代大家董其昌的手笔，是给朱国桢家写的堂匾，朱佑明把自己说成是朱国桢的本家，是为了炫耀。

庄氏《明史辑略》问世后，范骧好友、解任户部侍郎周亮工，觉得书中有些文字关碍当局，弄不好会吃苦头，劝范骧等三人向官府自首。三人均等闲视之，不以为然。当然这也是为己沽誉的好机会。湖州地方官与庄氏关系较好，敷衍一番，将此事压了下去。谁也没想到，有个因贪赃枉法、削职为民的吴之荣，得知了这一消息，认为可以借机发笔横财，便上门向庄允城和朱佑明敲诈。庄、朱两家不但不买他的账，还买通官兵将他逐出湖州。吴之荣一气之下就告到京城。

康熙元年（1662）冬，朝廷派罗多等来到湖州府。下车伊始，就逮捕庄允城、朱佑明，追查书板。连人带物押解刑部大牢。

最初，当事人对此案的严重性还认识不足，因为吴之荣告的仅仅是庄、朱二人，交上去的也是撕了序文及参订者名单的书。庄允城也自认为不会有大问题，因为他曾将此书送往通政司、礼部、都察院三衙门备过案。朱佑明则希望同贪财的府学教授赵君宋搞交易，表示若能鼎力相助，愿将家产分一半给他。

刑部查出了庄氏《明史》扬明、毁清的八大罪状，定为逆书。严刑拷讯下，庄允城供出了作序人李令皙，李经不起拷打惊吓，加上老病，死在狱中。赵君宋也不得不交出完整的《明史辑略》，铁证如山。

康熙二年正月二十日清晨，湖州城门禁闭，按书内名单挨家搜捕，父子兄弟姐妹祖孙，以及内外奴仆一律擒拿；仅李令皙一家被捕的就有百十口，连前来拜年的亲戚和看热闹的邻居也一齐拿下。庄、朱两家抓了好几百人不算，不在湖州的还要通缉追拿归案。

同年五月二十六日，在杭州弼教坊刑场上大开杀戒，有的被凌迟，有的被重辟，有的被处绞。庄廷被掘坟碎尸。书中署名的十八人中得以幸免的只有四人：董二酉在结案前三年身死；查继佐二十年前无意中接济过一个乞丐吴六奇，此人现在平南王尚可喜手下任广东提督，他为查打点疏通，说查与陆圻、范骧三人并未参与，系被庄允城擅自挂名，又属首告，故无罪开释。其余十四人加上庄允城、朱佑明均遭凌迟。庄、朱家族中，男子处斩，妇女幼男有的流放边区；有的配给旗人为奴。凡与《明史辑略》有关的刻写、校对、印刷、装订者，以及贩书卖书、购书藏书的，甚至读过此书的，不下两千余人，全被牵连锒铛入狱。

上任才三个月的湖州知府谭希闵、推官李焕宁、库吏周国泰等以隐匿罪处以绞刑。归安训导王兆桢到任不及半月，以放纵看守罪被绞死。赵君宋不仅未因献书立功，反而被判私藏逆书之罪，砍了脑袋。浙江将军柯奎受贿包庇，革职为民。原湖州知府陈永命，坐受贿包庇罪，虽已在山东自杀，亦追尸置杭州法场，当众分尸三十六块，并株连其弟江宁知县陈永赖。

事后，吴之荣得到朝廷封赏，捞了庄、朱两家财产的一半，又起复做了个右佥都御史。有书记载说，康熙四年秋，吴之荣从福建回来路上，突遇狂风，雷电交加，骤得恶疾，肉化于地，骨存于床，人们都说他是遭报应，被天雷劈死的。

与康熙朝恐怖的“庄廷案”相比，发生在雍正朝的“吕留良案”却有一些黑色幽默的味道。

“吕留良案”主角并不是吕留良，而是另一位书生，名叫曾静。但事情是由吕留良开始的。

吕留良是浙江崇德县（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）人。从小聪慧过人，八岁就能赋诗作文。作为明末清初的一个知名学者，在明朝灭亡后，吕留良多次参加了反清斗争，但都没有成功。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吕留良造反不成，就在家收学生教书。有人举荐他做官，他很傲气地拒绝了。教书也不清净，此时的吕留良情绪很低落。情绪低落的人，要么自杀，要么出家。吕留良选择的是后者，他到寺院里当了和尚去了。